国庆滚回香港。
发现，街上已被“喜迎国庆”“祖国万岁”所侵略。
尖沙咀已成翻版广州火车站，垃圾遍布。(无能的特区政府，要是能够落实1500元罚款，还愁财政收入吗？)
参观完了中国游客，我只想以偏概全、不能客观看待问题地表示理解“中国人滚回中国去”一说法。
就连在跨境巴士上，也亲身观看了一次现场版“因车上饮食引起的谩骂事件”。(欢迎孔教授得出结论)
因为某乘客在车上吃东西，司机hold不住，喊了几句“车上不要饮食”，就差点被揍扁了。
本人吸取了在北京公交的教训，无耻地保持了沉默。
最可怜的是大部分高素质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被某些人丢脸了。
不过换个角度想，某些人，从未被告知，不能随地大小便。当我目睹某些人在墙角小便，我遮眼，我表示无法接受，但在当事人看来，这只是他们平常的生活方式，如同我们强迫症地洗手那么平常。
于是某些人，觉得在车上嚼葱油饼毫无问题，却不知在别人看来，此等同于裸奔。
所以，某些人，随地扔垃圾随地吐痰，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大街上手机外放音乐，有两个钱就敢呼呼喝喝。
资深驴友兼美术老教授给我总结：如果某些人，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明白自己到了外面是代表中国人的形象，那么，他就不会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情。那些到外面刻上“某某某到此一游”的人，不就是忘了自己是谁吗？
数理方程老师看到我课上睡觉时，这么教训道：素质，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不做什么。
我的想法还是，某些人以他习以为常的方式在别人的地方做出了别人看似裸奔的行为，而某些人并未被告知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我不清楚，是因为经济的过快发展，亦或是道德教育的缺失，某些人忽略了他人的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解决“中国游客”的关键方法，是教育。而教育的方法，是提醒他们，有其他个体的存在。
至于如何操作，且听我插个故事。
在我读高一(还是初三？)的时候，某场考试，我发挥出了平常的功力，考前一连打了3+个喷嚏，口水在高冲力下分散成小液滴，按照特定数学分布分散到周围，包括少数受害者的身上。
之后，旁边一位帅哥在众目睽睽之下，递了我一张纸巾，微微一笑。(够了!...)
从此以后，纸巾就在我口袋常驻了。
这是一种行动上的操作方法。发现他人欲随地吐痰，可出“递纸巾”一招。
更直接快速的方法，当属“口语交际”啦。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种说法除了找打别无它用。没有人可以代表道德，没有人可以定义何谓有素质。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说这话的人，本身是不是也以自我为中心，不包容他人了？
我觉得，可行的做法是，以自己的名义，礼貌地向他人提出要求，这个要求既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又要使某些人感受到自己做了“好事”。
例如，半夜遇到火车上大声讨论敏感话题的同志，可以轻轻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累想睡觉了，您能不能明天再讨论？
预料的回答是“行”，之后必须回应，“谢谢”。
在这个会话中，提出要求的是“我”，不是空虚的“素质”，他没有做错事，只是Do me a favor，是一件好事，目的达到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我”，让他知道，“我”的存在。
知道了他人的存在，是尊重他人的必要条件。当某些人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无数与自己平等的个体，就该慢慢懂得，每个个体在实现自己行为自由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于是这种行为的自由就有了约束，这种约束正是维持生人共存的默认规则。
多次坐火车的经验告诉我，这招有效，起码某些人安静下来了。
同理，这种”口语交际“，在有第三方的情况下最好用。第三方估计是个能服众的监督者吧。
例如，公交地铁上的“优先座”，以特殊颜色标出，这是留给有需要人士的，有一定自觉的人，坐在那个醒目的位置上，应该懂的。
更直接有效的，是乘务员。多个城市的公交乘务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看到长者、孕妇、小孩的时候，能够主动提醒年轻人让出座位。
北京公交最值得一赞，乘务员有礼貌，年轻人有礼貌，长者有礼貌，一片温馨和谐。
在这么多次提醒后，慢慢市民就会自觉了。“让座”这个素质就养成了。
同样，告示牌也是个非常好的第三方。
看到有人在地铁上吃大饼，不妨指着告示牌“车厢内饮食将被检控，最高罚款××××元”，提醒某些人，地铁里吃东西是违法的。自觉点的人应该会收敛的。
最后，不得不承认，任何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我就遇到过奇葩的...留着后面再说吧。
